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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碎片 从昆仑山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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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3日05:20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刘刚\李冬君

  蓬莱缥缈,像画饼一样,吊足了秦始皇的胃口;还惹得李白一声长叹:“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昆仑山,似乎还靠得住。最起码,汉武帝还能说出个道道来,不至于像秦始皇那样,站在海边,两眼一抹黑,对着茫茫大海失语。

  虽然从战国时代起,昆仑山就成了疑问,连屈原都在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直到张骞凿空西域,发现了“河出昆仑”,真是个意外收获。

  昆仑之辩

  张骞在西域辗转十余年,历尽艰辛,初衷未达,而眼界已开。回国后,他把自己在西域的见闻,报告给朝廷,报告提到: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流出焉,多玉石。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

  这里所说的“河”,当然是指黄河,但张骞不是地质学家,其使命亦非对河源进行考察,也许他看到的“河”,并非黄河,而是塔里木河,或其它什么河,地理上“正确”与否,只能留待他人他日考竟源流,重要的是,在神话中存在,在历史上消失了的昆仑山,在这里又出现了,虽未能确指,但不妨揣倪。

  汉武帝听了报告,就断定于阗南山一带,为昆仑之所在。而张骞所谓“盐泽”,也就是今天的罗布泊了。张骞认为,“河出昆仑”,流入罗布泊,从地下向南潜流,再冒出地面,重新成为河源。这一说法,虽然被钦定了,但司马迁不以为然,他坚持说:于阗南山,哪像《禹本纪》里说的昆仑那样,有二千五百里那么高呢?哪像《山海经》里说的昆仑那样,有醴泉、瑶池那么美的仙境呢?

  这样反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所本,本于《尚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司马迁认为,这样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大禹治水早就被历史化了,顺着大禹治水的线索去寻找河源,不仅有文献依据,还能找到实地。

  比如“积石”山,就在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或称祁连山(600720,股吧)余脉,或曰属昆仑山东系阿尼玛卿山,青海部分,就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而甘肃部分,属于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山势,南起土门关,北到黄河边。

  大禹治水就从这里开始。传说,禹在积石山北段,凿出一条峡谷,这就是积石峡,两岸绝壁千仞,斧削一般,便是大禹凿山导河之斧痕。清人《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

  此为河之源,再往西去,司马迁也就说不清了。所以,他声称,只相信《禹贡》里说的,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言,皆不以为凭。

  《禹本纪》里怎么说,不甚清楚,很可能与《山海经》是一类的,《山海经》属于神话,能历史化的,他都历史化了,比如说,昆仑山的主神黄帝,就被他作为始祖,开启了中国帝王一系,历史从黄帝开始。

  而在《山海经》里同样有名的西王母,却没能进入历史化程序,他尽可能使神话因素脱离巫术思维,但巫与史有差别,要迈过一道理性化的坎,巫才能转化为史。以黄帝为例,他在开启历史之前,先被理性洗礼。

  我们读《庄子》,那里面有很多寓言故事,黄帝是其中一个很活跃的角色,如果说孔子在《庄子》中,是圣人系列中的求道者的角色,那么黄帝就是神人系列中的求道者的角色,他们都是向外求道,往往得而复失。

  求道而得道的寓言,便是理性化故事,黄帝在寓言里,被打上理性烙印,这还不够,它自身还需要有一种理论,作为其理性化的支撑。因此,汉代才会有黄老思想应运而生,黄帝的历史性亦随之而被司马迁确立。

  其历史性的标志出现在一只青铜器里,称“陈侯因咨敦”。

  此敦之铭文,提到了黄帝,孔子好古,上溯历史也仅祖述尧舜而已,未言黄帝,黄帝的名称,最早是在这件敦里发现的,敦之铭文称“高祖黄帝”。

  “陈侯因咨”是齐威王认祖,已经认同到了黄帝,使黄帝的存在,从神话进入历史。战国时期,信史化的黄帝,到了《史记》里,黄帝几乎褪尽神话底色,完全信史化了。

  相应的,与神话有关的昆仑山,也因一句“河出昆仑”,而与大禹治水挂钩,从神山变成史地了。作为神山,昆仑在《山海经》里;作为史地,昆仑先在《禹贡》里,后来又在《史记》里,神山和史地,能否同一?对此,作为太史的司马迁存疑,而汉武帝却深信之。

  历史的眼光和神话的眼光,在昆仑山上发生了碰撞。

  天地一指

  本来张骞在西域,好容易发现了昆仑山所在,可于阗南山那时还没有进入中国历史,而昆仑山的存在,在司马迁看来,就是历史的存在。

  他相信,跟历史活动有关的昆仑山,只有一处,那就是《禹贡》里的积石山,他对历史理性的捍卫,固然有其思想史上的意义,但他过分看重了文献,看轻了神话,且疏于实地考察,视野未免于狭。

  在历史以外,不等于不存在。在历史上不存在,可以在神话中存在;在读史中不存在,可以在游仙中存在。说明历史,要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而创造历史,不妨用神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如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

  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历史理性与阿波罗相似,而汉武帝沉溺于游仙和用兵,那一份狂欢如酒神般的醉气,分明便是个活脱脱的狄奥尼索斯。

  太史公的狂气,以历史为根柢,而帝王的狂气,要将历史连根拔起,两个狂人相遇,帝王一怒,他才不管你究不究“天人之际”,先给司马迁的狂气施以阉刑。

  写《天马歌》的帝王,已不再是作《秋风辞》的青春天子。那时,他欢乐之余,还会生出几分惆怅的诗意,让愁绪像蒲公英一样,被秋风吹去。如今,他不再委婉地自叙,而是如天马行之。

  连最高神都向他进贡天马,这世上还有什么不在他话下?

  最高神由他来提名,独尊儒术由他来指定,昆仑山在哪里?当然也得由他来确认,这不是个知识性的问题,它有着政治文化的含义。

  什么叫王权主义?这就是!王权主义化,儒学意识形态化,就从他开始。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让王权站在第一线,一旦危机发生,王权就成为矛盾的焦点。而他让王权退居二线,出了问题,先作主义之争,这样就不会危及王权,王权可以在主义之争里,趋利避害,选择政治路线。

  张骞和司马迁对于昆仑山的不同说法,乍一看,谈不上什么主义之争,只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观点,但其实质却涉及汉帝国的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司马迁的眼光同秦始皇一样,都投向东方,他指出龙门至碣石一线的重要性,秦始皇早就沿此一线修长城。可汉武帝的眼光却转向西方,秦始皇修长城,自西而东,绵延万里,汉武帝刚好反其道而行之,由东而西,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

  汉武帝大规模修筑长城有四次,第一次,兵出云中,取河南地,筑朔方城,修缮秦塞,恢复阴山南麓原秦长城;第二次,于河西地,修筑永登至酒泉长城,东接秦长城;第三次,继续向西,修筑酒泉至玉门关长城;第四次,修筑玉门关至盐泽长城。这四次,花了将近20年,筑了二千余里,使长城从阴山一直延伸到于阗南山,也就是他指定的昆仑山下,将昆仑山坐实了。

  我们不能不佩服汉武帝那一指,正是那一指,把神话中的昆仑山在地理上坐实。那一指并非绝对真理,这毋庸置疑,但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天地一指也,没有那君临天下的一指,昆仑山就还在《山海经》里游移。不知汉武帝是否读过《穆天子传》,关于这本书的真伪讨论很多,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本书在汉以前就已形成,或曰始作于西周,或曰成书于战国……但在《史记》《汉书》里没有出现,它的出现是在汉以后,在一座晋墓中。

  西周时的周穆王,曾亲驾八骏,游昆仑山。据说在甘肃祁连山一带,《晋书·张骏传》说:“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

  但穆王一游,并未确立昆仑,毕竟是神话。不及汉武帝的空间一指定乾坤。经他那一指,昆仑山就问世,神话的胚胎,在西域分娩出来。

  天下极地

  他指向的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就在新疆和田以南。

  狭义的昆仑山,主要是指藏北高原、青南高原与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之间的山脉,分为东、西两段。西段,横贯新疆,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转成东西走向,分三支伸入青海:北支祁漫塔格山;中支阿尔格山,东延为布尔汉布达山及阿尼玛卿山;南支可可西里山,东延为巴颜喀拉山。

  还有广义一说,民国19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海滨,长七千余里,为我国最长之山,包括横断山、南岭、秦岭、阴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兴安岭及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山岭。

  如此广泛的昆仑山,已经越出了地理概念的界线,成为了文化概念,它是天下观在中华山系上的反映,是用昆仑山来建构中华山系大一统。

  在地理上,最能表达大一统的,不是山脉,而是河流。山脉则相反,就其实际情形而言,它在历史上,往往是割据之渊薮,起义之摇篮。而河流,它的流域,就是利益共同体,它像纽带一样,将生活在其流域中的人们连成一体,对于河流的管理——治水,要求超越各个局部利益,表达统一的本质。

  因此,功利性的文明,还是要沿着河流走,开垦农田,建造城市,成立国家组织。寻找河源,要上昆仑山去,历史说不清楚,就往历史的深处去,向神话追根问底。神话说:河出昆仑。昆仑山在哪里,河源就在哪里。反过来也可以说,河源在哪里,昆仑山就在哪里。汉武帝正是这样说的。

  寻找河源,其实是在寻找我们民族统一性的根据,众多民族共处于一条大河流域,河流的属性决定了这些民族的统一性。因此,河源之地,就是汉家天下的极地。汉武帝读过《尚书》,也知道“积石”,但他并未在此小憩;他也知道酒泉以南有祁连山,知道有人以此为河源之地,但他只是一瞥而已。

  河西四郡,固然表达了汉家天下的统一性,可他看来,还很不充分,他写诗《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河西只是起点,而非“西极”, 张骞凿空西域,告诉汉武帝,在汉帝国的西陲,有帕米尔高原顶天立地,堪称“西极”,天下所有的河流都发源于此。因此,控制“西极”,就掌握了天下所有水系,以此“治水”,可谓登峰造极,远远超过大禹“导河积石”,河出昆仑理应在此。

  如果说司马迁天下观,还是九州岛格局,武帝天下观,已立于西极。从此治水,他把农业文明的想象力,推向极致。 作者为学者伉俪,合著《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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