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 寻找贵族[图]

任何时代都有崇尚。

　　任何崇尚都有自己的符号。

　　“文革”时期崇尚造反，绿军装、棍棒、带铜扣的皮腰带、红宝书就是那个时代的符号，既是武装，又是凶器——自肉体到精神。改革开放之初崇尚个性，太阳镜、喇叭裤、录音机是那个时代的宣言，既滑稽可笑又惹事生非。

　　崇尚不等于时尚。崇尚是将来时态，现在还不存在，完全是一辆概念车，只存在于设计者的构思里，时尚是现在进行时态，正在大行其道，招摇过市，已被生产线批量制造，供应商大量批发。崇尚存在于内心，如艺术家脑中灵光一闪，白驹过隙，悠忽往来，没有足够的积淀和修为你只能望洋兴叹；时尚则是过隙白驹的赝品，它也可以在你附庸风雅的客厅里出现，只要你还有那么一点闲钱。

　　我们崇尚什么？

　　大款自不待言，那种身后跟着一帮马仔，手提半个砖大的大哥大，两分种就要打一次电话和骂一句娘的形象，只在程式化的警匪片里还可以看到，离人们已经十分遥远了。

　　就连小资式微的速度也快得那么惊人。几年前人们还热衷于把职业套装里雪白的衣领翻出来，端一杯卡布其诺，捧一本《挪威的森林》，边啜边看，桌上再放一台手提电脑。但现在你如果再把衬衣的白领子放到外面来，人们即使没那么恶毒，不去想很多年前上海人戴假领子的那样的恶俗，也会毫不留情地推测你是一位商场售货员，充其量是一位外资商场里的售货员。

　　“你小资，你小资，你们全家都小资。”这就是几年前的小资们今天铿锵的誓言。潮流就是潮流，它虽然泥沙俱下，但绝对勇往直前。昔日对小资们具有符号学意义，代言职业、等级和生活方式的星巴克、卡布其诺、哈根达斯，尤其是麦当劳、肯德鸡，如今落于百姓家，成了千千万万的妈妈拿来给孩子解馋的东西，其堕入世俗的最好见证，是势利轻薄的媒体再也不屑用英语书写它们的名字。符号脱下了其玄幻的外衣，回归物的本质，不过拔下羽毛的孔雀不如鸡，怎么看怎么有点灰溜溜。妈妈们边看着孩子大吃特吃边摇头，还说：“真弄不懂，孩子们怎么都喜欢吃这种垃圾食品！”今天这千千万万的妈妈，有多少曾经是热衷于蹦迪、泡吧、点着蜡烛吃洋快餐的小资？

　　“可不是嘛，上周他爸爸带他去野营，还让我给他带上肯德鸡。”另一位妈妈这样作答，穿着舒适简单，但绝对出自名家。

　　嗯，快了，这位妈妈已经接近，起码也是意识到了另外一样东西：BOBO。

　　在中国，如同酸文假醋的“伪小资”一样，真正的波希米亚同样没有形成气候。甚至这两种精神根本没有经过哪怕一次象模象样的抗争就握手言欢，笑嘻嘻地定了城下之盟。因为另一种“更有品味”的生活理念乘着互联网、现代传媒的东风一路抢滩，迅速收编了不堪一击的“伪小资”和“假波希米亚”。

　　潮流如戏台，闹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当小资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原版的英文唱片和泛黄的树上春树，当小资们还精雕细琢地在宜家的原木浴桶里泡花瓣浴，当小资们还赤脚腻在沙发里呓语般地谈论张爱玲、黑泽明、异国海滩的假期，当小资们还在电子邮件里悲花伤月，挤眉弄眼的时候，另一群人出发了。

　　他们怀揣着一本大卫布鲁克斯《波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或者叫《格调》、《恶俗》的书，带上卫星定位系统、登山鞋、登山斧，甚至一把锋利的德国作战刀，背起一应俱全的高高的野营包，钻进可能还有些破旧的四轮驱动越野车里，出发了。渺无人烟的山野和蚊虫肆虐的热带丛林是他们的目的地，自由和体验是他们的旗帜，挑战自我是他们的宣言，品位和独特是他们手中的利器。在这个一度被甜糯、软侬、自恋所占满的病恹恹的世界里，他们犹如一支驾帆而来的彼岸奇兵，晒成古铜色的肌肤和精瘦、结实的躯体裹挟着来自山野和海洋的健康、阳光的气息，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在商界精界的俱乐部里，在古玩珍品的鉴赏会上，在交响乐的听众席上，在攀岩冲浪者的队伍当中，在最新潮的食肆和酒吧，甚至在别具一格的地摊上，你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他们听最佳的音响，摆设最优雅的意大利家具，穿最高档的名牌服装，喝最讲究的波尔多红酒，吃最正宗的西餐。他们事业有成，收入颇丰，兴趣广泛，知识驳杂，游踪不定，足迹几乎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也吃三毛钱一枝的烤羊肉串，穿十块钱一件的T恤衫、牛仔裤，也会背起行囊，象他们嗤之以鼻的三毛那样去了撒哈拉沙漠。他们可能翻翻那个已经死去的王小波，但他们决不使用《手机》里的台词。这就是他们，理想家，冒险家，旅行家，心灵主义者，特立独行的成功的猪。

　　BOBO的出现，使时尚看起来有了一些气象，更宏大，更迂阔，也更高，更远。

　　好极了，但远远不够。崭露头角的BOBO，很难摆脱过气小资的运命，更不用说成为人们的崇尚，因为它带有过气小资的所有缺陷。

　　先天不足。BOBO的精血来自于未发育成熟的小资和波希米亚，又在概念先行的舶来品里被提前催生，是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心智和身体都显稚嫩、孱弱。况且还有无数的“伪小资”和“假波希米亚”苟合产下的怪胎，最高档的古龙香水也遮不住他们酸文假醋的酸腐味和黑暴发户的嘴脸。所以BOBO们稍有不慎，就会露出贴标签欺世盗名，虚张声势吓唬人的衰相。

　　底气不够。在一个游戏规划还没约定好的牌桌上，你很难肯定哪是一把好牌，哪是一把臭牌，只有重新洗牌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下一把好牌还是自己的吗？BOBO是中产里的精英，或者说是后中产，没有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精英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前无古人，后哪来的来者？

　　口碑不佳。也许不关他们的事，都是信任缺失惹的祸，是月亮太黑你太多疑。但是除了市场这只手看不见之外，另一只手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只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搅得政府震怒，百姓发指。在这样一只手的玷污下，那些衣着光鲜的BOBO的身影显得有些可疑。

　　在崇尚的精神王国里，过分物质的小资和极端个体的BOBO都无法承受如此之重。那么谁可以承受如此之重？

　　姚明吗？

　　《福布斯》也真会搞笑，用浏览器在中国的娱乐界和体育界里搜索了一番，便硬是搜出了“2003年中国100位名人”！它只关心明星的商业价值，而不关心明星的精神导向，与其说为2003年的中国搜出了100位名人，还不如说为2004年的中国推荐了100位广告候选人，为之心动的可能只有那些生产罐装饮料、洗发水、这些人根本不穿的西服的厂家和广告公司。老百姓不管这一套，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该拿谁开心还是拿谁开心。只有商业上的价值而没有精神上的份量，昂贵但不珍贵。

　　崇尚在别处。

　　崇尚在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书里。在书里，我们看到了有别于酸文假醋的小资和妄自尊大的BOBO们的另一种生活的姿态：贵族的姿态，一种久违了的，但完全值得重新崇尚的姿态。

　　贵族从没有被公正地对待过。

　　曾几何时，“贵族”两个字总让人想到剥削、反动、腐朽、没落，就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仇富、仇贵的阴暗心理让人们痛恨贵族，也痛恨与贵族相关的一切，必欲除之而后快。现在的中国，贵族两个字突然身价百倍，一切又似乎因为与贵族沾上了边而变得无尚荣耀，时装可以“贵族”，电脑可以“贵族”，手机可以“贵族”，单身可以“贵族”，马桶可以“贵族”，就连最不贵族的公共汽车也可以“贵族”。“今天你贵族了吗？”但在被用滥了的“贵族”的下面，我们看到的无非是对名车豪宅、金银珠玉、灯红酒绿所堆砌起来的奢靡、昂贵、铺张的被扭曲了的贵族生活方式的崇拜。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替我们还原了贵族：他可以散尽家资，“为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也可以为购得一幅名画躺在地上耍赖，逼得老婆典当首饰；他可以把毕生收藏，价值连城的字画一古脑捐献，分文不取，也可以把因捐献得来的“嘉奖令”“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还“蒙着尘土”，只为“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她可以吃不起面包、黄油、果酱，而吃馒头片抹豆腐乳，但盛豆腐乳的“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昂首挺胸”“活像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她可以因为害怕造反派而扔掉所有的高跟鞋，亲手浇死珍爱的牡丹花，但会“倾囊而出”，在家中安排两个头号大右派会面（罗仪凤）。他可以被红卫兵“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深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新夫人也被当着面打得死去活来，但在见另一个大右派的时候，却“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因为“这是人的样子”（章乃器）。她可以为待客而减掉每天一块的“糟糕”，但“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的时代，她的生日聚会上的客人，却是一屋子“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的女宾（康同璧）。她可以在寒冷的冬夜里跌跌撞撞地“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但却坚决不在卧室里放上一个高筒痰盂，而且还背着女儿“像个胜利者”一样地照顾病人，不惜“颤颤巍巍，水也洒了一地”（康同壁）。

　　无论是小资、BOBO，还是100位名人，如果剥下他们财富的外衣，将所剩无几。但《往事并不如烟》告诉我们，曾经有那么一些人，当他们的财富被剥夺、尊严被戕害、精神被窘困的时候，他们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对民族、对社会、对文化、对艺术忠贞不渝的责任感，保持着“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他们服旧式衣冠，吃繁复西餐，钟情琴棋书画，诗书礼乐，并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的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而是出于对人的尊严，人的品格，人的自由的自觉信仰。在一个没有气节，人人苟活的“即恐怖又疯狂的环境里”，在他们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在酸文假醋的小资和妄自尊大的BOBO们身上所难得一见的东西——真正的贵族的精神，值得崇尚的精神：即深遂如海，又浅白如溪。

　　我得承认，目前的中国依然是缺乏这样的贵族产生的条件的，但我愿意去寻找，寻找一些真正的属于贵族的符号——沿着章诒和并不如烟的往事。